宝岛一村把我带回到在台湾长大的年代，讲的是我父执辈和眷村弟妹们的故事。“台生”一族成年后各奔东西，当年鸡毛蒜皮的事在回忆中突然有了新的意义，这些年过半百，已知天命的朋友们，对“反攻大陆”那些当年的政治话语的消解，对父辈们的同情怜悯，对现实的妥协，对海峡两岸未来的扑朔迷离，提出的问题也许比回答的多。

这些人1949年从大陆撤退来到台湾南部嘉义县，挤在一起，生儿育女，度过了半个世纪，三户人家中一家是糊里糊涂从北平南苑机场仓惶出走，一家在山东被拉壮丁到了台湾娶了本省姑娘，一家是碎片式拼凑成的，战乱时这些结合，其实都很典型。虽然家长们不免怨天尤人，终究在长时间同甘共苦中培养出很深厚的感情。那个年代台湾的物质非常匮乏，军眷的生活尤其艰苦，有的推着小车卖包子，有的接些手工活组装圣诞树的挂件儿，在家中做副业来贴补微薄的军饷，绝不是有些大陆人认为老蒋把国库的黄金带到台湾，跟着他去的吃香喝辣，过好日子，舒服得很。台湾经济起飞是60年代后期的事，在这之前，台湾的物质条件不见得比同时期大陆一般生活好到那里去。

在那个年代，父执辈南腔北调的侃些不着边际的时局，子女辈在防空洞中生活在另一种虚拟空间，当然冷如云和吴将军居然到那儿幽会真愚不可及，但也表现出那时候有限的空间没有什么秘密隐私可言，随时隔墙有耳。村子里谣言经常有些事是有根据的，倒是什么“防谍肃奸”、“通匪“之类，令人疑心生暗鬼，才莫名其妙，其实那时困扰海峡两岸的情绪很一致。 后来蒋介石去世，勾起了在台湾外省人国破家亡的辛酸，眷村老人哭得死去活来，“反攻大陆”没希望了，共同的话语也消失了。防空洞下一代离开了狭小拥挤的眷村，到了台北，去了美国，嫁了民进党干部，娶了越南新娘。以后探索两岸关系，就要建构新的话语了。

眷村长大的孩子们有两种：一种是周胖式的书呆子，另一种就是眷村的不良少年“小太保”们，当然只有后者才有戏可唱。由他们来讲故事，周胖成了标准的“nerd”, 青少年期胆小木讷，腼腆到不敢追女孩子，只能偷看邻居少女洗澡，想必当年父母经常拿周家的孩子会念书做榜样训斥他们，终于有机会借写剧本来一出当年怨气。诚然，这些混混们是建设台湾经济，引领台湾文化的主力，他们在眷村拼打出的社会智商，的确比起名校文凭更有用，于是大牛最终成为一年能在三百张不同的床上睡觉的“成功人士”。

剧中贯穿着一位幽灵似的陆奶奶，她是眷村年轻人对大陆文化精神的一种想象，神秘，无处不在，可以授以一身超人功夫，讲的话好像谶语，似乎充满智慧，又似乎空洞渺茫。我倒想请教陆奶奶一个问题：第一幕中升旗时为什么弄块不伦不类的破红布来代替青天白日满地红，编造出个烈士殉旗的故事，然后用首军歌来代替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国歌来升旗。是为了避免触及大陆方敏感神经吗？那又何必呢？这又不是两国论的旗子。

眷村中重男轻女的观念还是蛮显著的，赵家生了两个女儿不怎么样，七年后喜得贵子，老赵激动得取名“台生”，还在宝宝满月时写了感人至深的信，那两个女儿不也是台湾生的吗？归根究底还是传宗接代，承续香火重要。可笑的是，到底姓赵还是姓黄，要等台生回北京认祖归宗是才弄个清楚。

最后一幕，宝岛一村要拆迁了，老街坊邻居聚集一堂，的确让我眼眶酸酸的。我家的眷村八十年代就由平房改建成高楼，不过很多邻居都还住在附近，我回台探亲时在小区的菜市、洗衣店、邮局、公园等地见到他们一年年的步履蹒跚，有的得了痴呆症，连自己的子女都认不得了。我多么希望有个像宝岛一村的告别会，见见曾经给我梳辫子的蔡妈妈，做了泡菜和辣豆瓣和邻居分享的牟妈妈。拆迁这个名词听来很不顺耳，流露着个人和集体的创痛、失落和无奈，“宝岛一村”终于逃不出拆与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