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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重新发现俞大维贡献

十六年前,「兩彈一星」之父錢學森在一個公開場合,感懷三位台灣學貫中西的科學家,眼光遠大、培育人才,奠定了中國兵工業的基礎,第一位提到的「先賢」就是俞大維,其他兩位是吳大猷和翁文灝。

以錢學森的威望,傾吐這些肺腑之言,可以被大陸接受,然而俞大維在上世紀五十年代,領導在台國軍奮戰金門,抵禦大陸的砲火攻擊,到底還屬敏感。去年底,中國大陸學者彭勁秀在《第一先賢俞大維》一文中重提這段話,反映出北京對中華民國及國民黨的態度的轉變,這些跡象在去年十一月馬英九與習近平在新加坡會面已可以看出。時下中國大陸的軍改,成立火箭軍,突出了國防新思維對科技、重視後勤裝備的效率,也正是俞大維自從三十年代進入兵工系統後,一貫推動的發展目標。

俞大維為官清廉,三十年代在德國、瑞典和捷克等國採購武器裝備,從不拿回扣。這在目前大陸軍中反腐,也有特別的示範意義。

然而,俞大維不僅是一位傑出的數學邏輯奇才和彈道學專家,也是一位人文知識淵博的長者。我有幸在台灣大學讀書時期,常跟隨俞大綱老師在下課後,到他長兄在溫州街住所,聆聽他們兄弟談學問話家常。那時俞大維從國防部長任上退下來不久,深居簡出,很高興和年輕人談論中外歷史和哲學,但是絕口不談政治。他閱讀群書,手不釋卷,晚上有時去看軍中劇團演出的京劇,週末經常有以前的下屬來探望他,中午圍著圓桌用餐,談笑風生。

有關俞師的記載,都必定提到他顯赫的家世,他的母親是曾國藩的孫女,妻子是民初知名詩人陳三立(散原老人)的女兒、國學大師陳寅恪的胞妹,史學家傅斯年是他的妹夫,蔣介石的孫女是他的長媳,現政協主席俞正聲是他的侄孫云云。俞師母直爽幹練,毫無官太太的習氣。師母出生於甲午戰爭之年,取名「興午」,後改寫為「新午」,幼時兩個酒窩很可愛,因此小名「九(酒)姐」,俞師以九姐相稱。

俞師住在傅斯年任台大校長時的宿舍,是一棟日式平房,上門不脫鞋,進了玄關直入客廳,陳設簡樸,濃郁的書卷氣息體現在後來加蓋的書房,樓下放置外文書籍,樓上藏中文書籍。俞師記憶很好,在哪個架子上找什麼書,通常都錯不了。

祖籍浙江紹興的俞師,一八九七年生於長沙,幼年在母親的湖南老家度過,上中學後來到上海,插班到上海聖約翰大學,畢業後進入哈佛大學,專供數理邏輯,一九二零年取得博士學位,又獲得榮譽至高的Sheldon遊學獎學金,赴歐陸繼續深造,在柏林大學曾上過愛因斯坦講授《相對論》之課。他在哈佛以及後來在德國的七年時間,與表兄陳寅恪共同生活。

陳寅恪在哈佛學習梵文和巴厘文,到了柏林後,又鑽研突厥文、蒙文、藏文等中亞語言。由於十九世紀末來自英國、德國、瑞典、俄羅斯等國的探險家在中亞探險,收集了大量的石碑、雕塑及文字資料,激發了蒙古學、突厥學的研究,學術人才輩出。陳寅恪努力紮實文字基本功,期閱讀有關蒙古史的原始史料,撰寫一部新蒙古史。後來撰寫《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及《唐代政治史述論稿》,證實唐朝氏族的胡人血胤,將中國史放在一個更大的框架來研究文物制度的淵源。表兄弟二人性格相似,徹夜談論歷朝中原文化與邊緣民族相互影響所形成的中華文化。

俞師對中亞內陸地緣政治的興趣亦與家傳有關,伯祖父曾紀澤在光緒年間出使俄羅斯,力爭索回之前崇厚簽訂割讓伊犁四周領土,載入外交史冊。在台灣的歲月裏,俞師仍然關注邊疆史地,平時常來往的有台大專治元史的姚從吾老師和教滿文的廣祿老師。

視曾國藩為榜樣

由於母系淵源,曾國藩是俞師畢生的榜樣。他承續了文正公為名教而戰,平定太平天國,非徒為效忠清室的使命感。在歐洲留學年代觀察布爾什維克革命後的蘇聯,他不看好社會主義的烏托邦,傾向認可英國式「費邊社」的漸進改革。經過蘇聯回國的路上所見所聞,加強了他的判斷:血腥的革命帶來只是理想的破滅。後來他閱讀帕斯特納克的小說《日瓦格醫生》時,感歎書中主人翁的遭遇是一代理想主義者的宿命。

國民黨北伐到了上海清黨之後,蘇聯軍事教官撤離,蔣介石轉向歐陸延聘專家。派考察團赴歐,延攬了一批留德中國學生,俞師是其中之一,從此他走上了兵工報國之路。

抗戰時期,在美國人眼裏,國民黨腐敗,士氣低落,一無是處,可是美國將領,無論是批評蔣介石最刻薄的史迪威或繼任他為戰區統帥部參謀長的魏德邁,還有《時代》週刊駐重慶的記者白修德都一致讚揚俞師的人格操守。後來是史迪威推薦俞師擔任馬歇爾調停國共紛爭的國民政府代表。

勝利後,俞師參與接收上海和接收東北的任務,接下來任交通部長。一九五零年在台灣任國防部長。一九五四年金門島戰役,他身先士卒在前線浴血奮戰,鞠躬盡瘁,創造出如同史詩般壯烈的篇章。他遺願將骨灰撒在金門外海,良有以也。

俞師一九六五年從國防部長位置退下來,作為總統府資政。在退休日子,李登輝、郝伯村等政要偶爾上門諮詢求教。當時俞師七十歲,身體健朗,頭腦靈敏,大可有所作為,尤其六十年代後期台灣經濟正起飛,發展工業及基礎科學研究,亟待有遠見的統籌,而俞師投閒置散,實屬可惜。

為陳寅恪之死痛哭

那個年代文化大革命對中國文化的破壞,給文人帶來的浩劫,使他悲傷不已,尤其陳寅恪被迫害致死,對他打擊尤大,他在中央研究院紀念陳寅恪會上演講時,老淚縱橫,數度哽咽。

俞師多年來極力迴避撰寫回憶錄,他說寫誠實坦白的回憶錄要很大的勇氣,多年戰爭的殘酷使他怯於再次面對人間悲劇。他引用俾斯麥的話:任何人眼見一名士兵在戰場上生命即將逝去時呆滯的目光,就不會輕言戰爭。

俞師有一次透露,在尼克松訪大陸之後,台灣在聯合國席位不保,蔣介石欲請俞師出山,代表中華民國力爭席位,俞回覆自從腮腺瘤手術後,他口語發音受損,怎能在聯合國大會上演講?不過蔣公在危難之際想到他這根救命稻草,還是令他感動。

八十年代台大重建宿舍,他不得不遷出居住多年溫州街老屋,在附近新生南路另覓住所,那是日據時代總督府憲兵隊的招待所,他的臥室是原來廚房的位置,硬床一張,比原來居所更樸素。這時俞師母已過世,兒子家人都不在身邊,晚景寂寥。

俞師晚年一大盛事就是追看哈雷彗星。他十三歲時首次仰望到光芒四射的哈雷,七十六年後,他搭乘波音七二七飛機,在空中再次尋覓記憶中的橫空而過的彗星。他畢生愛讀奥古斯丁的《懺悔錄》,思考宇宙中時間與空間的奧秘,生有涯而學無涯,帶給他無名的惆悵。

俞師一生淡泊,不求名利,他從來沒有加入任何黨派,在家族、民族、文化傳承使命感的驅動下,像一顆璀璨的彗星,運行在自己的軌道上,穿越時空,自由獨立,大智無礙。當兩岸關係還處於撲朔迷離的狀態中,今人對他的緬懷,有積極的意義。

首发于:香港《亚洲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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