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全球化的浪潮衝擊下，被稱為「金融大鱷」的索羅斯推廣自由主義的「開放社會基金會」無可避免成為一個目標，其中名氣最大的就是他在匈牙利資助創辦的「中歐大學」。三月底，匈牙利政府出台新規定，整頓外國大學在境內設立分校，突然間這所大學是否能繼續辦下去，成了未知數。學生上街抗議，歐盟介入調查，歐美高等教育界發表公開信譴責干預學術自由。這樁「匈牙利事件」成了索羅斯在後蘇聯時代面對保守民粹主義抬頭的保衛戰。

 

索羅斯這個匈牙利裔的美國對沖基金巨擘於一九九一年出資興辦中歐大學，頒發匈牙利和紐約州的雙文憑，是傳播民主價值觀和自由主義的重鎮，在此就讀的外國學生多來自前蘇聯國家，目的在培養未來的領導人才。打著民族主義旗幟的青年民主聯盟黨（簡稱Fidesz）二零一零年上台後，視中歐大學崇尚的全球化世界觀以及跨國界的非政府組織的活動，為對國家主權的威脅。黨主席奧爾班年輕時是反蘇聯的學生領袖，並且曾接受索羅斯扶助到牛津大學求學。後來他放棄自由主義轉變成右派，於一九九八年當選總理，四年後敗於社會黨。下野後以更激進的民族主義來號召群衆，二零一零年捲土重來，高票當選，青年民主聯盟黨佔有國會三分之二的席位。

 

匈牙利右翼興起的背景是共產政權垮台後的二十七年間，許多人民沒有感受民主制度及做為歐盟成員國的好處。二零零八年金融危機後，各國央行放水，全球流動性過剩，帶來資產價格上升。尤其在市場容量小、人口少的國家，貧富分化加劇，教育和衛生服務凋敝，社會問題叢生。全球化使政治和經濟運作更不透明，右翼政黨提出加強民族國家建設，才能收回政治和經濟的控制權。這種看法頗具吸引力，東歐的波蘭、斯洛伐克、捷克也都紛紛偏向支持民粹性的極右派。

 

難民湧入加劇社會分裂

 

自二零一五年以來，中東和北非的難民排山倒海式的湧入歐洲，加劇了社會內的分裂。奧爾班與索羅斯之間在處理難民問題上存在著重大分歧。索羅斯把保護難民做為目標，國家邊界是障礙，他倡議歐洲接納至少一百萬穆斯林，每位難民一年領取一萬六千美元的住房、醫療和教育津貼。從他來看，上大學是改變難民命運、融入當地社會的途徑，所以讚許中歐大學在邊境難民營的輔導活動。奧爾班政府拒絕接納歐盟分配的難民名額，並且在邊界建築圍牆，對他而言，難民潮帶來恐怖襲擊的安全隱患，盡可能要拒於邊境之外。他的立場是以保護國家邊界做為目標，難民是必須克服的障礙。

 

匈牙利國會在三月底通過法案，取消以往外國的私立大學聘用外籍教師免工作許可證的優待，以後必須與其他外勞一樣申請許可；並有一項針對中歐大學的規定：在匈牙利辦私立大學的外國機構必須在所來自的國家也辦大學。匈牙利目前有二十多家外國私立大學，只有中歐大學沒有在美國對應的大學。奧爾班政府並且提出在缺乏兩國政府雙邊協定的情況下，中歐大學沒有道理及資格頒發匈牙利和美國雙文憑，口氣強硬地捍衛教育主權。奧爾班在歐盟國家領導人中率先支持特朗普做為美國總統候選人，兩人惺惺相惜；但是美國國務院依然照會敦促匈牙利政府重新考慮這項法案。中歐大學校長伊格納傑夫是加拿大自由黨的前任黨魁，曾是BBC評論員，能說善道，各地演講，接受媒體採訪，發動國際輿論攻勢，把中歐大學的處境說成對歐盟的未來有決定性的影響，甚至提升到文明對抗野蠻的高度。歐盟向匈牙利傳遞正式通告，指出該國教育法案違背歐盟人權憲章，限於一個月內作出修改，否則將告上法庭。

 

中歐大學二零一五至二零一六學年度的預算約六億五千萬美元，相當於匈牙利高等教育經費百分之九。彭博的專欄作家貝爾得斯基撰文分析這些錢為什麼買不到東道主國的感戴：蘇聯解體後的三十多年間，索羅斯投入一百六十億美元來協助前社會主義國家重建新秩序，慷慨襄助一些憧憬公民社會、開放世界、淡化民族情結的個人和組織。這些人形成的渠道又引進一群和他們意氣相投的人，形成了一個全球化精英俱樂部式的網絡。這些親西方的精英遊走於學院、智庫、政府之間，聰明又有口才，到處受追捧，自視高人一等，彼此互相邀請參加會議，講課出書，相濡以沫。只要有索羅斯開支票，他們沒有必要盡心竭力地為了找地方經費而哈腰。這種安逸的生活及自滿的心態，疏遠了與草根層的接觸，降低了他們對社會的影響力。索羅斯公開社會的理想造成了一個象牙塔的體系，當面對現實困境時，尋求國際人士聲援，只更加深本土民衆的反感。

 

「開放社會」的精英對自己圈子以外的訴求不感興趣，非常具有諷刺意味。東歐人民掙脫了蘇聯體系，由衷厭惡由上至下的說教，強調自己作主的選擇，懷疑融入全球化的大體系不過是一種意識形態取代另一種意識形態。奧爾班之類的政客就抓住了這個心理，用敵視外國勢力來鞏固自己的權力。四月初，中歐大學學生上街抗議新規定，舉行反對政府的示威，奧爾班趁機挑起外國陰謀論，散布索羅斯提供機票住宿從外地空降示威者來壯大抗議的規模的說法。

 

認為非政府組織干政

 

奧爾班把索羅斯比成一個巨大的捕獵者，在匈牙利境內支持六十多個非政府組織，推動無神論、女性主義、同性戀婚姻和墮胎合法化，來腐蝕歐洲傳統的價值觀。他仿照俄羅斯，要求非政府組織註冊為「外國代理人」，並且從嚴審計非政府組織的財務。同時咬定非政府組織經常變相地干預政治，從事利益輸送，以美國為例，雖然法令禁止外國捐助款項支持政黨，外國政府用非政府組織做幌子來向克林頓基金投送政治獻金。稱許俄羅斯在二零一五年以危害國家安全為名，攆走了所有索羅斯資助的組織。

 

五月初，奧爾班到歐盟議會陳述立場，稱中歐大學引起的爭議只是法律條文解釋上的分歧，真正歐盟找茬是在難民問題上，口氣似乎有找台階下台的意願。可是回國後，他指責歐盟看匈牙利是個小國好欺負，近來的行動形同干預內政。而且信誓旦旦地說，沒有人能給匈牙利開出條件，使其就範。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政治學教授蓋特（Charles Gati）分析奧爾班的個性說，他是一個天生反抗權威的人——反蘇聯，反美國，反歐盟，反索羅斯。東歐國家在全球化環境中對國家認同的焦慮，是一股潛在的力量，奧爾班結合民粹和小國的悲情，正在把匈牙利帶到個人權威政治的路上。

 

西方政治評論家指出匈牙利每年從歐盟領取各種補貼，所以不想和歐盟鬧翻，奧爾班也承認地處內陸的匈牙利不同於島國的英國，不會採取公投脫離歐盟，看來他在中歐大學的爭議上會讓步。這不表示索羅斯的勝利，因為深層次反全球化的客觀因素還將繼續發酵，精英們若急於自我慶功，以為他們的世界觀經得起考驗，那只能說是自欺欺人。

 

原载于香港《亚洲周刊》2017年5月28日 第31卷 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