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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民间商业评级机构胆敢摘掉美国国债“无风险”这顶帽子,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全球市场对降级的反应的确相当激烈,对未来不确定性充满焦虑。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从股市大量撤出的资金投向了相对安全的国债,于是美国国债不但没跌,反而略涨,中国做为美国国债最大的持有国,没有受到损失。

 

最近美国国会两党在财政赤字上限拉锯,僵持不下,几家主要信用评级机构就发出黄牌警告,虽然国会最后达成了协议,标准普尔8月5日仍然下调评级,理由是美国长时期入不敷出,而政党间无法合作寻求解决之道,违约的可能性还是存在。奥巴马严词回应表示美国信用过去、现在、将来都是无懈可击。财长该特纳也批评标普的行动草率,而且显示出“对美国财政数字惊人的无知。”

 

评级机构怎么有那么大的能耐能向各国主权债的信用等级品头论足?多年来监管机构和国会任其发展,对背后利益纠葛视而不见,这次在太岁头上动土,政府和民间不能无动于衷。一家想要发债的公司要拿钱请评级机构在偿债能力上打分,运作本身就充满了利益冲突,以往的说辞是这些评级机构自身的信誉最要紧,要是不能做出被市场接受的评级,就等于是打自己的嘴巴,可是和衣食父母的客户串通起来忽悠投资者,经常是行业的潜规则。

 

这些机构套用公司财务分析方式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偿债能力,只要有一点常识的人就会质疑这种方法的可靠程度,譬如说,政治风险如何衡量?一个国家资不抵债能破产吗?这些财会出身的分析师在多大的程度上了解做为分析对象的国家的社会文化?分析逐渐采用了些政治经济的术语,外表看来体面,可是骨子里问题还是很多。分析师的素质一般,而且独立性可疑。九十年代我在路透社报道债券市场,经常和这些人打交道, 有所领会。

 

泰国1997年首次向外举债,评级机构很慷慨的给了个“投资级”的通行证。当时泰国国内通胀,资本外流,央行不断用外汇储备来捍卫泰铢,企图稳住投资者的信心,可是评级公司分析师硬说,高速成长时期的通胀是自然的,泰铢价币值并不超高云云。几个月后,泰国宣布不再支撑币值,泰铢一垮,带动了周边邻国纷纷贬值,演成了亚洲金融危机。投资泰国主权债券的机构损失惨重,然而评级公司我行我素。到了本世纪,把经过包装的垃圾次贷评成A级,成了定时炸弹,引爆了全球金融危机。

 

评级公司早先有不成文规定,公司的评级不能超越该国的主权债信用评级,可是新兴市场的企业想办法超出主权信用的上限,来向国际金融市场融资。评级公司在90年代后期就开始有突破“主权天花板”的例子,于是阿根廷的石油公司,墨西哥的水泥公司,菲律宾的啤酒公司获得比该国主权债更高的评级,在国际市场融资的代价低于该国国债的利息。评级机构的解释是这些公司经营有道,即使国家发生主权债务问题,影响其还债能力将是短暂的。我记得曾问过一位分析师,要是主权国实施资本管制怎么办?他回答很干脆:不会的,这比重建柏林围墙的可能性还要小。不久新柏林围墙没有影踪,但是马来西亚却实行了资本管制.

 

这次标普预先向财政部发出要降级的通报,其中就把财政赤字多算了两万亿美元,标普在新闻稿中把数字删除,淡化目前赤字,而强调长期的财政缺口, 这就是受到该特纳讥笑的初级错误。

 

有市场评论家说标普这么做是为了在次贷危机后意图拯救自己的商业信誉,也有人怀疑这是为卖空市场铺路,美国证监会已高度重视,展开调查。但也有人认为标普惊人之举是美国多来财政赤字没有解决的方案的当头一棒,打得好!

 

美国白宫于国会对峙不是第一次,1995年底克林顿政府和共和党占多数的国会在联邦预算案上纠缠不清,导致政府非紧要部门暂时停止服务,国立公园、国家档案局、甚至统计失业率的劳动局都关了门。当时美国股票债券市场反应平静,交易员和分析师门不在这个问题上操心。美国国债无风险评级是全球金融市场定价的基础,所有的债券收益计算方式是在同期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加上若干基点溢价,风险越高溢价越高,也就是债券越不值钱(收益率与债券价值成反向)。如果美国信用出了问题,那么整个体系要乱套了,若是美国国债有风险,那么所有的投资品种风险都要水涨船高的增加,公司由于融资成本不确定性会带来股票市场大幅度的动荡,基金对各评级的债券有一定的配置比率,,这么一来完全搅乱了, 既然如此不可思议,也就不值得操心。然而这回天真的塌下来了,市场不知所措,弄得资产价格大幅蒸发。

 

中国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从去年7月以来已经把美国信用评级下调了三次,最近一次比标普早两天,行动快速,颇有先见之明。可惜大公接下来把刚出事故的铁道部信用评级定为完美的AAA, 国内外哗然,这一光环立刻黯淡下来了。现在全球金融市场在摸索一套新的游戏规则,评级机构的话语权不是天赋的,而是靠本事争取出来的,无论是外国看扁大公,还是国人讥笑国外老牌评级机构,一个手指头向别人的时候,至少三个手指头指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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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乃蓤

周乃蓤

146篇文章 2年前更新

周乃蓤,台湾大学政治系毕业,美国华盛顿大学历史学博士,职业生涯一半在高校误人子弟,另一半从事所谓“历史初稿”的新闻采写,主要领域为财经新闻,曾任职路透社纽约分社及上海分社,亦曾担任过香港南华早报驻北京特派员。著有《国际财经新闻知识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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