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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然事件十年祭

2001年10月,美国德州的一家能源公司安然因为造假账等多项罪行被揭发,轰动一时,首席执行官在官司进行时去世,首席财务官被判刑24年,安然 的审计公司、曾名列五大审计公司的安达信也名誉扫地,被迫关门。美国国会迅速通过了萨班斯法案以整顿公司治理和加强信息披露,稳定面临信任危机的市场。十年后,美国陷入了“百年一遇”金融危机的泥沼,政府束手无策,当年的果断行动不再。面对整个市场经济失控状态,不由得要问十年前那种风行雷厉的做法收到了 什么样的效果?

安然之所以成为一个时代的符号,是因其在世纪之交打着“金融创新”之名,弄虚作假,钻监管漏洞,以致于在公司治理上出了严重问题。一时间,商业伦理、公司治理、透明化、警惕过于复杂的金融产品、过度沉迷于短期利益等等,成了市场集体忏悔盛宴的主题。

新闻媒体常把安然事件比喻成财经新闻的水门事件,细心无畏的记者把大公司的败类揪出来,绳之以法,标志着媒体监督市场的胜利。至于事发之前,媒体如 何当拉拉队,《财富》杂志曾连续六年把安然捧成“美国最有创新力”的公司,吹捧首席执行官如何睿智,领导如何得当等等,就尽可能少谈。事发时旋风式报道了一阵后,财经媒体在后续跟踪安然事件上,并不着力,其实被起诉的13个高管中,只有7人真正被判了刑,而另外4人,不服原判,再上诉后无罪释放。

萨班斯法案执行力度不高,尤其在信息披露的要求上,一步步地折中倒退。“金融创新”的光环黯淡了一阵后,重新又成了市场追逐的对象,终于导致次贷之类的“毒资产”与各种衍生品的泛滥。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除了麦道夫那样的小丑外,并没有真正坑人的大银行高管被起诉,更别谈误导投资者的评级机构和监管部门的官员了——看起来还真比不上安然事件的反应。

诚然,美国国会没有闲着,多德弗兰克法案洋洋洒洒849页,比起萨班斯法案的66页更蔚为壮观,然而还在讨论时期,华尔街的银行巨头们已经开始抵 制,抱怨执行起来成本太高,会更进一步削弱美国金融业的竞争力。公众对法案很淡漠,三年来房贷危机的残局未了,失业率居高不下,继续困扰美国社会和经济,失望厌倦和无奈结集成了反贪婪、抗议华尔街劫持政府的示威活动。

主流媒体在报道“占领华尔街”运动上明显力度很差,多年来忽视美国中产阶级的萎缩,对深层次问题缺乏认识等诸多盲点在此显示出来,更有媒体认同阴谋论,影射索罗斯是后面的推手——真是黔驴技穷。

没完没了的金融危机给一般人带来的是极端焦虑和恐慌。在对未来没有把握时,金钱似乎可以提供安全感,对钱的执着是怕将来比现在更坏,而不像在太平年代对钱的追求充满了美好的幻想。

然而事实上,财经媒体在报道市场震荡时,加深了一般读者的焦虑,所以有经济学家建议远离市场报道,不无道理。

这次金融危机的确在狠狠考验传统财经媒体,如果还只是因循老套,就应验了一句英语俗话:水手们忙着排摆泰坦尼克号甲板上的躺椅——整只船要撞上冰山了,可是忙乎的却是些枝节琐事。

专门为金融界服务的通讯社如路透和彭博,意识到以往财经定位的狭隘,开始注重民生经济新闻。路透社特别派一位资深记者在美国各地调查全球化对中产阶级的影响,彭博则鉴于政治决策对经济的巨大影响,加强了时政报道。

新兴市场国家的财经新闻一向唯美国马首是瞻,这次金融危机改变了世界对美国市场制度的评价,许多“不言而喻”的游戏规则应该拿出来晒一晒。比如说透明化应该没有什么争议,然而透明的规则如何制定?公司治理听来是多么理性,然而为什么美国公司自从安然事件后,在公司治理上根本没有什么进步?美国何以不 情愿采用世界通用的会计准则?……

安然事件是一个坐标,回首十年,也许可以用上当年悲叹法国大革命波旁皇族的话:“他们没有遗忘任何发生过的事,也没有学到任何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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