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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来最风光的数学模型被“伦敦鲸”吞噬。最耐人寻味的是“娃儿”（VaR）没有给其他银行带来灾难，而最终自作自受的正是摩根大通
“娃儿”（VaR）是风险值（Value at Risk）的简称，这是摩根银行在90年代中期研发的数学模型，按照过去价格变动，用统计方式估算一个资产组合可能受到最大的损失。当这个模型问世时，许多专家批评它先天的缺陷在于设定各种假设的随意性，如果分别用一年、三年或十年的历史数据，就可能得出三种截然不同的结果，这就埋下被操纵、或是自欺欺人低估风险的可能性。
记得“娃儿”在1994亮相时，负责人还相当谦虚的承认这个模型不是十全十美，但它是个标准化工具，由摩根（那时候还没有与大通合并）免费提供金融机构使用。预期到市场上只要有多数人使用，这个模型就有了合理性。
这个“娃儿”二十年来成为银行界趋之若鹜的宝贝，凭着这个工具，以为风险可测，交易员就有恃无恐的增加杠杆率，扩大投机操作的范围。在欧美大银行的耸动下，国际清算银行制定银行规则的巴塞尔委员会，认可“娃儿”做为计算银行资本充足的依据，等于是允许成员国监管部门退居一旁，由银行给自己做风险评估。
摩根大通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因为账上房贷的资产比其他银行少，受到的冲击也比较小，且在危机中收购了贝尔斯登和华盛顿互助银行，成为美国资产最庞大的银行，掌门人戴蒙的声誉如日中天。戴蒙在2005年当上摩根大通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他成立了一个投资部门，把银行收储多出于放贷的资金做投资生财之用，直接向他负责，不经过银行内部风控机制。五年内，这部门盈利翻番，到了2010年占公司整体业绩的四分之一。戴蒙去年个人的薪酬高达2千3百万美元。
赚钱最快的方式之一就是从事高杠杆金融衍生商品的操作，所以美国排名前四大银行持有所有银行业95%金融衍生商品，而摩根大通居首，占这个四家总量约44%的份额。
美国的银行接受政府大量有形无形的补贴；每个储户的存款以政府的信用做保，银行从美联储可以借到极为低息的贷款，政府深怕银行垮了会带来像1929年后大恐慌的灾难，出了事，往往拿出上万亿救市。
在《格拉斯-斯蒂格法案》废除后，银行依靠这些制度上的便利，从事衍生品的投机，有悖国家保护银行的初衷。金融危机后的改革方案之一就是限制银行从事高风险的投资，而戴蒙正是代表华尔街反对国会立法对商业银行从事投资交易设限的代言人。
四月初传出“伦敦鲸”的消息，摩根大通伦敦的交易员大笔炒做信用违约掉期。规模达到一定程度，身份暴露，成了市场大新闻。
摩根大通在4月13日发布今年第一季度的业绩很亮丽，每股净赚1.31美元， 高于去年同期的1.28美元。戴蒙当时轻描淡写地说伦敦鲸是“茶壶内的风暴”，然而公司在该季度启用了一个新版的“娃儿”。摩根大通向市场发布业绩后，迟迟没有向证监会提交正式的财务报表。伦敦的亏损逐渐显现在投资部门的账簿上，投资部门在第一季度的损失为6千7百万美元，而照原来的模型则是1.29 亿。戴蒙承认全年亏损可能高达20亿。这个数字随后修改成了40亿， 甚至有分析师认为到了年底会高达50亿。几个星期来，摩根的股价下跌了近20%。如果禁止商业银行从事高风险的投机活动，也许就不发生这种亏损。
摩根出事后，巴塞尔委员会叫停使用“娃儿”，最耐人寻味的是“娃儿”没有给其他银行带来灾难，而最终自作自受的正是摩根大通。
美国传奇性摩根家族家建立的金融帝国在上世纪30年代解体，原因是大恐慌后的格拉斯-斯蒂格法案把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严格分开。在戴蒙手下，摩根重建新的金融帝国，然而就像希腊神话中的伊卡洛斯，在越飞越高时，蜡做的翅膀，离着太阳太近就熔化了，跌回到地上。“娃儿”就是那对让摩根大通高飞的蜡翅膀。
（作者为中山大学传媒设计学院访问教授，前路透社驻纽约资深财经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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