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抱怨雾霾天气成了口头禅，空气这么糟，来还是不来北京，住还是不住在北京？常住北京的外国人选择的余地不是很大，为了工作，不得不将就一点，要是有津贴加级，钱多一点，“折寿”也就认了。照经济原理来说，风险与回报成正比，员工被派到“高危”地区工作，自然要增加待遇，“折寿”津贴是一个变相工资议价的名目。据报道，某外企支付雇员在北京工作一年的“折寿”津贴可达15万元人民币。 

我在路透社工作时，贝鲁特是个高危城市，记者要在枪林弹雨中采访，但是想要去的人不在少数，因为有冲突，才有新闻，外交官、企业高管也是一样，只要对自己的事业前途有利，无不争相报效，但是在讨论待遇时，就不客气地借着外界环境因素要求津贴补助。当“中国热”吸引了大批老外来到北京时，这点“不方便”可以忽视，等到其他的因素让他们不满意北京时，空气质量的作用就放大了。 

在中国常住的老外有100万人，可以争取“折寿”费的是外交官、跨国企业由本国外派的高管、财力雄厚国际媒体派出的驻站记者，他们享受房租津贴、子女教育费、每年回国度假费用，这是神仙级的肥差。但大多数老外与“折寿”费无缘，还是争取留在中国，这些人搵食主要靠教英语，或是替外国企业跑跑腿，推销一些产品和服务之类，一个月挣几万元人民币，在北京过得蛮舒服，还能卖弄他们“本地通”的知识，大话五千年历史文化、解读中南海内幕、洞悉各种阴谋论等等，在陌生人面前卖弄一番，很能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但是这是一个陷阱，就因为安逸，年复一年地教英文，产生了对学生、对同事甚至对自己的憎恨，由于和自己本国社会逐渐脱节，觉得前途茫茫，然而决定去留是一件很纠结的事，与空气质量基本无关。

中国的崛起给在中国常住的老外带来不少焦虑，尤其最近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国富人多了：住豪宅、开豪车、炫富挥霍。2008年的奥运会可以说是个里程碑，在这之前，老外对中国的印象还承续了浪漫夹杂着一些“东方主义”猎奇的色彩；在这之后，他们本国经济受到金融危机的打击，自己承认为沦落到“经济难民”，心态必然要做一些调整，中国城市空气给他们的压抑感似乎可以理解。

最近一本名为《不良份子》的文集，收录了28位在中国生活的老外的感受，这些老外，除了少数不差钱的作者外，其他要靠教英文、卖文、做翻译，用自己小聪明谋生，对中国社会体验相当到位。

例如一位美国小伙子，心驰中国武术，到少林武术学校学习，觉得学费太贵，就和校方讨价还价，最后双方同意打了个对折，那儿的主任很不屑地说：“最没用的就是穷老外。”

这类老外泡酒吧、嫖娼、涉嫌贩毒，也是体验异国的一部分，多行夜路必撞鬼，挨揍几乎是必然的事，“折寿”由自己承担。当然正儿八经的也有，那些文章看来感染力就不大了，像是纽约客的何伟之类的外媒记者，自然感情的流露不多。还有一类写个人家庭生活，过多感性而文采一般般，远不如调皮捣蛋“不良份子”的故事引人入胜。

这本书的作者们有一半已经离开中国，后继者大有人在：我曾经每年面试一批外国留学生，问他们毕业后打算做什么？至少一半的回答是“留在中国”。那些留下来的人扪心自问：“我在这儿为了啥？”这是一个存在主义上永恒的问题。有一位作者故作悲壮地说：他为中国教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作为文集编辑的卡特自嘲地说，阴霾折寿是他们的宿命。

 其实这些在社会边缘的老外是很可爱的，北京、上海、深圳成为国际大都市少不了他们。几个世纪以来，巴黎吸引了无数自我放逐的老外，奥威尔就写过“在巴黎贫困潦倒”，亨利米勒的“北回归线”深刻露骨地勾画出性解放和文明的批判。北京以“包容”作为口号，要感谢这些妙笔生花的老外描绘了中国社会的众生相，无论是老外还是中国人读了他们的故事，都免不了会心一笑。

路透社在八十年代把中国归类为“艰苦岗位”，便于拖家带眷的驻站记者去购买纸尿布、洗发水、黄油、奶酪之类，一年可到香港“轮休”四次，九十年代改为两次，1998年我到上海时，只剩了一次，后来这一次也取消了，大家无比失望。北京的空气质量要是改善后，折寿津贴随之消失，那么享受这种待遇的老外们大概也很不爽。

原载于《财经国家新闻网》6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