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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代我在华盛顿大学学习俄语，老师们多数都是白俄。教我们班的诺为科夫那时大概60岁上下，生于沙俄时代，在哈尔滨度过青少年，二战结束后，移民到美国，他能用山东腔的普通话从1数到10。显然他和中国人接触有限，对我这个来自台湾岛的学生并不亲切，不过他对所有的学生都只是教语文而已，课外很少打交道。而且他上课常迟到，一进门就说“晚到比不到好”(лучше поздно，чем никогда)。我的俄语要是都忘光了，这句话也忘不了。
诺为科夫的精神世界是旧俄，每每提醒我们学的是“普希金的语言”，应持有虔敬的态度。在他眼里，被物质生活宠坏了的美国学生，懒惰浮躁，是孺子不可教也；而他为了谋生，勉强打起精神来当一名教书匠。20岁左右的美国青年很难了解诺为科夫们前半生坎坷的历程，觉得他迂腐。师生对上课都不太来劲儿。
那时广为流传的纳博科夫的一本中篇小说《普宁》（Pnin)，故事是挖苦白俄裔普宁教授在美国校园闹的笑话。我们这些俄语班的学生正好对号入座，把诺为科夫当成普宁。
普宁在十月革命后，辗转西欧，漂泊了20多年后，来到美国一所大学教俄国文学，很珍惜校园给他一个宁静、属于自己的小天地。他一心一意要适应美国生活，痛下苦功学习美式英语。几年过去，日常美式英语朗朗上口，还会炫耀一些他认为很俏皮的成语和俚语，比如“一厢情愿”、“长话短说”。可是学习语言到一个程度后，就面临一堵无形的高墙，再也穿越不过去了。而他的英语还是坑坑洼洼，弄出许多曲解英文原意或是词不达意的笑话。诺为科夫在用英语讲解课文，用词不当时，班上的美国同学就低声说“普宁来了”。
《普宁》的作者纳博科夫也是白俄，写这种讽刺小说，拿自己同伙开涮，表面上看来不厚道，然而他在戏谑之间显露了共同的故国乡愁的悲哀。纳博科夫后来因《洛丽塔》一书享誉世界，他的母语是俄语，而他的英文造诣精深，想象力丰富，神来之笔，在英语文学中独树一帜。他在康奈尔大学教授比较文学，对美国本土的教师的小心眼和话语中带刺的观察入微，在高校教过书的人，都能心领神会那种校园文化。普宁在那个环境中，就像是一个天真的老小孩，善良容易被欺负。现在回想起来，年轻学生不知天高地厚，作弄老师，活像纳博科夫笔下的一群豺狼。
40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重读《普宁》，感触到了普宁心灵的创痛和悲哀。他的医生一直对他心脏后的一个阴影找不出原因，照心电图也得不到答案，他被无名的疑惧困扰，很伤感他的心脏不能像假牙一样，动个手术把旧的割除，换个新的人工心脏。
几十年来，漂泊的普宁追求的是一种归属感，一个家的感觉。已经是成年人的他来到美国，学习新的语言，总是无法真正得心应手，文字的隔阂注定了他游离在美国社会之外，他不了解美国人的笑话为什么好笑，也不了解为什么他讲的外国腔的英文遭人揶揄。他不是智弱，别人也不一定是恶意地作弄他，只是离开了自己的文化环境，举止行动，在别人眼里，看来像个憨愚的谐星。他默默地忍受了世间嘲弄，饱尝多年放逐的心酸，但是他顽强地保持了对故国的眷恋和个人的尊严。屈辱和折磨伴随普宁，几乎可以说他是痛楚的化身。
普宁满心认为，他教书的饭碗会相当牢固，正打算买房安居时，由于系里人事变动，他再度卷行李深夜重拾漂泊之途，读者叹息纳博科夫笔下的普宁,命途如此多舛。
诺为科夫比普宁幸运，早早结束了漂泊，定居西雅图，安安稳稳教到退休。我可以想象他教完最后一堂课、挺着胸膛大声重复那句口头禅“晚到比不到好”的样子。诺为科夫退休后不久死于心肌梗塞——他的心脏后面大概也有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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